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四

1.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四

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文 / 张寄谦褚继善 王宪铨 齐世荣我们都是清华历史系40年代的“老学生”，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是对当年在清华园学习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怀念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历史学家，给我们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我们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的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清华执教，是我国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上三年级时，他开设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个房间作教室。做毕业论文时，张寄谦请先生担任导师，当时陈先生已双目失明，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仍指挥助手查阅古籍，进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的研究。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和蒙古史专家邵循正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邵先生的体质甚为虚弱，但对教学非常认真。他极有见地地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故意使用意义含糊不清的辞句，为以后扩大侵略设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内容，对清政府进行欺诈。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强在侵华利益中的矛盾与勾结。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给我们授课时，没有讲明史，而是讲了宋史。他用“以历史为镜子”的学风，延续着西南联大教师讲课联系时事的传统，不时地借分析两宋弊政，对蒋家王朝加以抨击。当时吴先生已准备去解放区，他在西院住宅里经常以打桥牌为名，约请邵循正、钱端升、钱伟长等先生谈时事。1948年校庆后，他便去了西柏坡。当时丁则良先生也在专攻宋史，不过没有给我们讲课。时近1948年，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孙毓棠先生从美国归来。听老同学讲，孙先生上中国通史课，能在黑板上手画一张十分漂亮的地图。此时孙先生的兴趣已转向中国经济史，后来为经济系和历史系合开了中国经济史课。那时，世界史课程的阵容也非常强。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带有浓重俄国语音的英文，给我们讲希腊、罗马的兴衰，听起来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还有一位饱学的孔繁鬻先生，听上过孔先生课的余绳武同志讲，孔先生让他念德文参考书，念得他都感到身体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刘崇?先生讲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授扼要简练、条理清晰，经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导同学，向同学们倾谈自己的理想。1948年陈寅恪先生离开以后，历史系从外语系聘请周一良先生接替讲授中国中古史。另外，清华历史系一向重视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还兼任了日本史的课程，他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学者超脱，很引人入胜。此外，历史系还曾聘请从美国回来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现代史。在清华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不复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复建。我们殷切希望历史系的师生继承前辈们“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把历史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2.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三

清华文物珍藏掠影幽雅富丽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不仅拥有数量、质量排名全国高校前茅的书刊文献，而且还珍藏着一大批弥足珍贵的文物。它们包括青铜器 1489件；甲骨1755块；兽骨、玉器、贝器、石器共234块；古钱币217件；字画40幅；碑刻墨拓近千幅；各类舆图、阵图、海防图等27幅以及器物拓片、瓷器和古彝文写本等。这批丰富多彩的传世珍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说起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物的历史，必然要提及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 1911-1966）先生。1944至1947年，陈先生讲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此时期他便开始注意收集流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他非常赞赏欧美一些大学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和建立博物馆的做法，并对祖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深感忧虑。1947年回国后，陈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与中文系、历史系、营建系、人类学系的同道发起并于11月间成立了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以此为筹建清华大学美术史考古学系及博物馆（后定名为文物陈列室）做诸项准备工作。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分工协作，四处搜集各类文物，李济、袁复礼负责史前陶器，吴泽霖在滇、贵等地采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陈梦家负责铜器，并与潘光旦共同总理全局。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短时间内便收集了大批文物。其间还得到了校外热心人士的捐赠，如孙冰如、刘仁政、叶叔重捐献了部分家藏甲骨，芦芹斋斋主岳彬捐赠了令狐君嗣子壶（该壶于 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原为一对，为战国中期重要青铜器。该壶早年流入巴黎和纽约达二十年之久，后经陈梦家先生费尽心血，百般促成，芦芹斋终以重金购得，运回祖国并捐给清华，1959年又由清华大学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另一壶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此外，丁惠康捐赠的台湾高山族文物，也为清华珍藏添色不少，这批宝贵文物包括台湾土著居民的生活用品、建筑构件、民俗崇拜物等，当时在国内尚属罕见。1948年4月29日，时值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并将藏品公开展出。包括上百件商周青铜器、一千余片甲骨、台湾高山族文物和西南苗、彝、纳西族文物，另外还有金石拓本、数十件六朝隋唐石刻等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乾隆时期的大型织造—乾隆缂丝巨型佛像。它长逾六米，宽约四米，工艺精湛，色彩多至百种以上，极为繁复工致，堪称缂丝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陈梦家先生进一步倡议，在陈列室的基础上筹备建立清华大学文物馆。遗憾的是，由于 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转向，文物馆未能如愿建成。这一时期，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的收藏品亦有所分散：一些珍贵的青铜器被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建筑系；少数民族文物则多被调至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剩余的文物在十年动乱期间也遭到一定的损失。此间，幸赖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和图书馆副馆长徐静贞多方维护，才使这批珍贵的文物得以留存下来。目前这批文物仍妥善保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文革后，清华还陆续接受了海内外校友的一些私人捐赠，使得图书馆的文物珍藏愈发丰富。